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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独树一帜

发布时间:2021-01-21 15:11:25 阅读: 来源:视保屏厂家

成功应对两次金融危机 中国特色独树一帜

编者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对两次危机的冲击,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各个市场主体沉着应对,积极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回顾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以及政府面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社会制度的体制优势,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吸收外界有益经验结合得更好。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收获了一笔宝贵财富  虽然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2年已有一段时间,但它对中国2002年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回顾2008年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可回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说,在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在外汇管理和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首发泰国冲击全亚洲  1997年1月,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开始对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5月份,投机者在货币市场大举出售泰铢,泰铢兑美元汇率开始大幅下跌。一时间,泰国国内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了出来。6月30日,泰国央行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悉数花光。泰国被迫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泰国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东南亚各国,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们的攻击对象。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金融市场生死保卫战  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10月风暴过后,又是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8月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托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三因素引爆1997年金融危机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当时在全球范围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二、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三、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四、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一、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二、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方面,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方面,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三、“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中国采取一系列积极政策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了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以下一系列的积极政策。  一、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二、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特色彰显魅力  2008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衰退,也令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的制度性弊端,而使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更加为世人瞩目。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4月2日,该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该公司危机源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自此,美国次贷危机逐步蔓延。  8月初,德国工业银行公布出现82亿欧元的亏损,系因旗下基金及银行本身少量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8月8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只基金倒闭;8月9日,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三只基金;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贷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  美国在2008年开始自救:3月,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以2.4亿美元低价收购,此举震动华尔街,标志这次贷危机加剧。7月,美联储和财政部宣布救助两大房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国会批准3000亿美元住房援助议案,授权财政部无限度提高“两房”贷款信用额度,必要时可不定量收购其股票。9月,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  随即,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美国银行宣布将以440亿美元收购美林;美国政府出资最高85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华尔街投行退出历史舞台。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查封、接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规模银行。  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各国开始采取措施:提高个人存款担保额度;巴黎银行收购富通集团比利时和卢森堡业务;英政府宣布向本国4大银行注资350亿英镑;乌克兰和匈牙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急贷款。但由于冰岛遭遇“国家破产”,危机已经扩散至整个欧洲。  当月,全球主要央行先后两次同步降息;八国集团(G8)财政部长会议承诺用“一切可用手段”对抗当前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尽管对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仍有一些争议,但美国宏观政策失误作为重要原因之一却是共识。  从1999年开始,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使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出现问题。金融衍生品发生裂变,价值链条愈拉愈长,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断裂,引发了次贷危机。华尔街在对担保债务权证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追逐中,逐渐形成更高的资产权益比率。各家投行的杠杆率变得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不断叠加。  美国金融危机的另一原因还在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世界原有的供需曲线断裂,出现了价格的上升。美国采取了单边控制总需求的办法,使得原有的供给缺口不断扩大,物价持续上升,就业形势出现逆转,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下降。  过去60年,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一方面,美国在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过程中,实现不堪重负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把巨额的历史欠账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机制分摊到全世界。这增加了美国经济强烈的对外依赖性,动摇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进出口的法案和政策,是导致经济环境走弱的重要因素。在进口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制造各种贸易壁垒,在出口方面又对技术性产品设限,这些政策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内物价的上升,减少了美国的就业机会,抑制了国内的经济创新动力 ,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说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有人说是凯恩斯主义的问题。而细究两个主义的差别,主要在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前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少一些,后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多一些。应当说,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就浓了一些。但无论两者中的哪一个都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而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  中国政府果断出手  稳定国内经济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沉着应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果断地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部署,使中国经济继续稳健前行。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2009年初,为稳定经济增长,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出炉。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制定重点产业的振兴规划,一方面着眼短期目标,即要通过扶持产业发展,应对经济下滑的局势,为实现保增长、保就业的目标作贡献;一方面着眼长期目标,希望通过对各个重点行业进行梳理、重组,并借助财政、税收政策等,形成长久的产业竞争力。  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方针。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而稳定外需对于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发展、进而拉动国内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协调区域发展,优化生产力布局,也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优先决策的重点领域之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区域振兴重要举措相继推出。  中国在实现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对促进世界经济回稳的过程可谓尽心尽力。2009年2月起,中国陆续在欧洲采购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合22亿美元)的商品,以刺激贸易和投资活动。正如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帕尼科·德梅特里亚德在2009年初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中国正在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并将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  困中求变  金融危机是“危”也是“机”  针对中国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我国成功应对两次金融危机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并且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对是“危”也是“机”,如果应对得当完全可以借机加快发展。  有效应对危机加快转变  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 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是顺利度过和成功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经验。具体来看,首先,两次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都是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其次,都是将加快科技创新、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再次,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应对举措。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更是再次提出并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提出了实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三大转变,并将之作为未来发展的主线写进了“十二五规划 ”,上升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战略共识,这对于中国未来长远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  以改革精神推动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虽然比较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冲击,但是必须看到,金融危机后将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格局,这逼迫中国经济必须立即进行结构性调整。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其著作《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世界》一书中谈到,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作用是极为有利的。我们完全应该抓住世界金融危机这个机遇,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失衡、国际组织改革等各个方面,积极地有所作为,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和魄力。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表示,中国的金融战略应是“充分自由化,有限全球化”,即国内的金融要在包括市场的自由准入等方面想尽办法加快改革,而在汇率、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三项改革上,则不能一步到位,要逐步开放。  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的潜力。当然,能否把潜力变为事实,还需要我国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需要克服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风险与机遇并存  对于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王军告诉记者,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直到现在,已经接近5年,股市应该说还没有完全从低迷中走出来。  虽然金融危机给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表示,不应由此而否认资本市场强大的功能和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相反地,应当认真总结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建立、健全风险控制和评估机制,从而使资本市场更有效地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强大促进作用。  他认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要强调通过有效的风险缓释和释放机制,避免风险的不断积聚和最终的爆发。从资本市场的运行来看,其本质就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易的平台。金融的运行离不开风险的管理和交易,而风险的管理和交易又无法脱离资本市场而存在。可以说,没有风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风险的管理和交易将成为“无水之鱼”。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透明的信息披露、合理的风险敞口等方式使资本市场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将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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